「丁乙从彼时过热的场景中抽离，反思西方当代艺术话语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也与同时兴起的重新发现和重新检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保持着一定距离。1988年，他最终开始用“x”、“+”这种简单而朴实的十示有意识地创作小幅绘画。艺术和设计的双专业背景为其创作推波助澜，从他的记忆中唤起了这些标记。

在一个人人都在追求和尝试新事物，“以新为美”的世界里，为什么丁乙选择了全无新意且陈旧平常的“+”和格子图案呢？他三十余年反复利用这一显然之物，在将其个人化的过程中改造为不再显而易见的“新”物。这证实了持久的美学实践之价值。在一个意义和价值横扫一切的世界里，他唤起了微不足道却珍贵的事物之美——这就是丁乙的美学闪光的原因。」

——策展人：李龙雨

同济大学教授

8月15日，丁乙的首次深圳个展“十示星系”在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开幕。展览由李龙雨策展。丁乙是中国当代抽象艺术代表人物，“+”字以及变体的“×”是他主要的视觉符号，也是象征三十多年来丁乙艺术的美学标签。而本次“十示星系”展览打破了时间线性叙事，遴选丁乙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十示”系列的数十件经典作品，以不同视角切入艺术家35年的艺术创作。同时，丁乙为深圳特别创作的全新绘画、特定装置以及数字艺术作品亦在本次展览中逐一亮相。

邢宇：这次展览的名称“十示星系”给人的感觉很特别。

丁乙：本次展览的名称是由策展人李龙雨起的。在我近些年工作中，常常会关注到宇宙观的问题，策展人李龙雨也正是基于我所表达的方向来总结和提炼出展览主题。“十示”象征着我常使用的一种元语言形式，“星系”恰好反映了我在35年创作历程里关于庞杂世界及宇宙的想象和表述。

邢宇：您最初创作“十示”元素时的状态跟今天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丁乙：最开始的时候是抱着一种有针对性且很坚定的想法去做这件事情。当我对中西美术史熟悉并经历了85美术思潮之后，开始产生了某种反思和怀疑，慢慢地开始去关注自己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艺术之路。那时候的我是怀揣着一种理性的对未来的思考和想象。在80年代的背景下，虽然已经出现了很多意象化的作品，但也并不完全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纯粹抽象，所以我当时给自己的目标是一定要做一位形式主义艺术家。而有关形式主义的概念恰恰是中国美术历史中缺少的部分，所以我无法避免的在创作之初的参考案例主要以西方为主。

我创作第一件抽象作品的时候，抽象艺术已经有80来年历史了。我希望将艺术与设计结合起来，试图回归艺术原点再重新出发，尽可能让自己的画看起来并不像一幅画，让抽象看起来不像抽象。所以在当时我提出了些许宣言式的观点，我想要追求的抽象是一种理性的精确的抽象，就像1+1=2那样。

但可想而知那时的抽象艺术，既没市场，也没什么机会展出，更是很难看到其他作品；所以当时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画，为自己某种盲目的理想而进行创作。而今天环境已经变化了很多，35年前，采访的记者都不理解我画的是什么。时代的更迭不仅带动了社会变迁，也更促进了抽象艺术在中国的发展。

邢宇：在您的创作中，符号形态是您推进创作发展的方式之一，也可以说是您的核心逻辑。

丁乙：最初的时候自己以及当时中国的抽象艺术还没有建立起体系，唯一能够比照的系统只有西方，西方那些曾经出现过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的作品。慢慢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参与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新的内容，并将自己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以及社会与环境的思考融合于其中，这些也是构成我作品推进的重要动力。

邢宇：您在2014年前后，将符号制作方式从绘画转向了雕刻，并将椴木板上的丙烯雕刻技法沿用至今，媒介的转变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丁乙：作为一位艺术家，尤其是在抽象领域里探索的艺术家，除了拓宽自己的思想之外，还需要去考虑物质层面的拓展。特别是在当代艺术的领域里，材料的革新也会带来思想的更新、变迁和发展。虽然我已经尝试用了不同的媒介，但我觉得自己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中，还有无数的可能性亟待探索。

邢宇：曾有学者将您的“十示”符号比喻为消除了人工痕迹的“零度写作”，绘画的人工痕迹可以被消除吗？倘若可以，是否终将被机械所代替？

丁乙：不同的评论家会有不同的角度，包括这一次展览，李龙雨教授基于混合主义美学的理论来看待我的工作。不同策展人会为我带来不同的值得反思的地方。我并不是一个习惯于依赖机械的艺术家，至少我不会盲目地追随它们，我希望成为一个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艺术家，所以新的技术的迭代对我而言影响是极为薄弱的。至于我的创作，我希望它是有情感的，而不是一种快速的或者短暂的，博眼球的，我希望能全身心的投入进自己的作品，传递我的感受，而这些是机器暂时无法代替的。

邢宇：最近几年里您总结了有关创作中观看视角的问题，这些也启发到了我们。

丁乙：是的，我将自己近三十五年来的艺术概括成了三个视角阶段：平视、俯视、仰视，每个阶段差不多有十多年的历程。第一个是没有透视的平视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里我实际上一直以对形式的追求为艺术创作主线，我所追求的是一种平面化的抽象，所以在此期间的作品中透视关系是微弱的起伏的，更多的是一种网格化、网络化的状态。在这一阶段里我解决了对西方抽象整体的认识，也带着很多实验，包括绘画的方式、手段、材料等等。

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我的作品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到2010年，在这个时期我使用了很多工业颜料比如荧光色，去表达自己对城市化的态度，是中立的，从期待到反思。所以我的创作渐渐从平面的形式主义表现，过渡到对社会议题城市化发展的表达。表现方式比较多样，透视关系是纵向的，流动的，穿梭的，散发的。

第三个阶段是仰视，通俗来说就是去看天、看更大的世界。这个阶段我逐渐摆脱了西方抽象对我的束缚，基于这一点，我的创作切面越来越大，我开始关注浩瀚的宇宙、不同文明的衰落、人类的命运等等。这也形成了我新的宇宙观，一种属于我自身的角度和判断，基于自我认识。浩瀚、宽阔、宏大、包括中国力量，对于第三世界，对于光，抽象的光都是我经过提炼的表达。这种透视关系更加地纵深，无中心，没法聚焦，是另外一种方式对自我创作历程的总结。

邢宇：这样的观看视角，这次“十示星系”展览是如何去体现的？

丁乙：这三个视角下的作品在这次展览中都有所呈现。虽然这次展览并非是以线性叙事的状态去呈现我的作品，但它的确也囊括了很多早前作品。但策展人并不是通过时间的顺序去铺陈，而是通过四个段落去呈现。当然也有为“十示星系”展览而创作的新的作品，这也反映了策展人与我的交集，这个部分叫生灵。这是这批作品新的角度。

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要绝对推翻过去的自己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承认早年作品与晚近作品间的关联与共性。实际上我也总认为当下还没有办法对我过去几十年做一个非常完整的总结与归纳。创作还在进行，没有到一个可以总结的阶段。因此我也很少去做研讨会、学术展之类的事情，更不做回顾展。我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拿到任何地方都呈现出一个雷同状态，所以每一次做大型展对自己而言都是一种挑战，让观者感受到我一直在发展变化的过程。

邢宇：深圳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您这次展览的空间跟上海北京的很多空间比起来也比较新，这种空间性和地域性跟您“十示星系”展览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

丁乙：深圳这个空间是一个白空间，很亮很简洁，但很难让艺术家有直接的灵感，比如说我去西藏看场地，马上会被周围两百年的壁画所启示，比如说去西海美术馆，马上就看到窗外的海平线，这会是一种强烈的直觉感受，它会让人主动去回应这种强烈。但仍然有一件作品是跟深圳有关的，就是在确认展期的时候我决定做的。因为是在8月15号开展，非常热，我思考如何用自己的方式为观众带来清凉，所以我制作了一组“+”形的风扇，一是继续探索“十示”，二是这件作品要求观众的参观姿态一定是要抬头的，在这一点上与“星系”存在着极大的共性。因而在媒介的物质性中也包含着我对绘画的理解，因为新的媒介拓宽了我创作中的表现力，让自己想探索的艺术更加完整。

邢宇：前几年学术界和艺术圈总在讨论“中国本土抽象艺术”的问题。中国艺术家创作的当代艺术在国际环境中，关于抽象问题是失语或者是没有独立话语权的状态么？

丁乙：首先我认为需要先把我所说的抽象做一个定语修饰，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抽象”是基于100多年来从传统油画中走出来的“抽象”，而非考古意义上的理念的、思想上的“抽象”。中国的抽象艺术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出现，那个时候可以借鉴的范本很少。

我的工作大抵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这个时候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抽象作品（无论是西方带回来的，还是吴冠中先生所追求的那种形式美）。而直到在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我看见了日本物派的作品，这让我感觉到大为震惊，不仅因为作品本身，更是因为八十年代似乎所有人都在观照西方而忽略了周边国家的艺术与文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我展开了对自己方向的探索，正如前面提到我想做一位理性艺术家，实则是因为在当时大家都在强调一种情感的抒发与宣泄，很像西方五六十年代的抽象艺术家。

虽然最初我们是通过学习（并且承认学习）西方才慢慢有了关于抽象的概念，但往后的这么多年里，无数的抽象艺术家也在为此而努力着。不同时代哺育的艺术家们会面临不同的矛盾，尤其是抽象艺术，那么如何在这个矛盾里突出重围形成一种全新阐释艺术的角度，便成为了一代又一代艺术家们的重任。

今天中国抽象艺术走向国际化，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艺术家该如何将学习来的东西内化或本土化，中国的抽象太年轻了，这将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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