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诗不再为行动赋予节奏，她将自己前进。”

——兰波，1871年

作为一场展览，“挑战的灵魂”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再一次将“前卫”（avant-garde）拉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对于习惯了当代艺术眼花缭乱的现实感甚至未来感的观众而言，“前卫”带着二十世纪所特有的光晕，为展览赋予了黑白影像的气质和一次历史的加持。然而“前卫”也是异常难于被讨论和展示的。除却这个概念在广义的文本层面上穿插于艺术史、美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各领域的复杂性，即使是聚焦于三个艺术家的具体个案来贯穿一场“以前卫之名”发起的展览，也不得不面对前卫为自身所设定的矛盾谜题：如何用确凿来定义持续的否定和擦除？

在这种情况下，承认前卫与当下的历史距离是一个首要的前提。这一前提看似是不证自明的，但在具体的个案上，却需要检省前卫在艺术家职业生涯中的时效性问题，而不是在“前卫”的笼统冠名之下将过去时和进行时混为一谈。既然否定与对抗的动作必然是不可持续的，正视前卫在特定历史片段中的有效性则有利于客观地评价前卫艺术实践的价值本身，从而不必以一种幽灵化的方式为当下的实践正名。这在逻辑上印证了撰写过《先锋派理论》的德国学者比格尔（Peter Bürger）所得出的结论：（前卫，或者译作“先锋”）“这一概念能够被写在纸上而不陷入到明显的自相矛盾之中，再次显示出先锋派已经成为历史”¹。在作出这种区界的前提下，将前卫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指引、一种象征力量与现实产生链接，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挑战的灵魂”所采取的立场。这种立场不可避免地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和略显空泛的叙述论调，但就像策展人李龙雨在开幕论坛上所说的那样，关于前卫的现实追问“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一个使得现实批判得以可能的问题。说到底，这种链接的目的性是对现实的激活而非对历史本身的借尸还魂。因而，如果展览及其所引发的讨论真的得以实现这种追问的有效性，也就避免了在一种单纯的怀旧情绪和“致敬”口号下对前卫艺术的标本化呈现。

具体到展览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前卫”在此并不是一个预设前提，也就是说，展览是通过将三个艺术家的作品并置在一起而导向了对于前卫的叙述的，也就使得前卫在这里更多是以一种相对模糊的观念背景而存在的。相反，艺术家的个案及他们各自之间的穿插呼应被推至前台，展览本身也就自然而然地担负着个案的差异性与概念共性之间的调节关系。事实上，克莱因、李禹焕和丁乙的创作跨越了前卫艺术运动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范围，在各自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美学问题上，他们的诉求和方法截然不同。可以说，除了一种大写的反体制姿态，“前卫”在不同的个案线索上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形制。因此，在这三条通道的并列、交叉和比较之下，展览可能引发的问题域也变得相当宽阔和复杂，除了纵向时间上的起承转合甚或跳跃、断裂，地域板块之间的传递和变化也被囊括其中。这时候，展览究竟是意在提出问题还是解答问题，不仅取决于策展人的陈述，同时也取决于作品在展览现场带给观众的思考。

至于在展览的内部去实现一种从历史出发而指向现实的路径，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从早期作品到近期作品的跨越就可以达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前卫艺术史是在何种程度上向我们提示了一种现实的不可能。对于这种“不可能”的理性反应，是去检省被当下的艺术体制和现实语境所桎梏的问题意识；而比较糟糕的反应，则是陷于对历史伤怀的无力感之中。具体到克莱因、李禹焕和丁乙的个案，这种对现实语境构成挑战的是一种对“还原”的执念。即使在形态、方法和所针对的反思对象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三者的创作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在一种哲学意识下对艺术本质的探寻，也就是通过创作来重新锚定艺术的价值。对克莱因来说，单色画和“克莱因蓝”是对于绘画之还原的尝试，摆脱形式和线条的附赘，显现绘画自身关于“看”和“感性”的本质。通过这种对感性的重建，艺术被赋予纯粹的体验和绝对的价值。李禹焕作为“物派”的先驱，将“物”与世界的相遇及其产生的关系看作是对认知和存在本质的捕捉，在“材料的斡旋”之中，尝试将艺术还原至生活。而丁乙持续三十年的“十字”绘画，则是意图通过意义的剥离而让艺术“返回到起点”、“从零开始”，在重复中演化出创造行为的本体意义。对于前卫艺术实践而言，“还原”并不是一个倒退或者后撤的动作，而更多是一种激进的突破和对不同体制现状的颠覆，通过对原点和本质的探求，来界定新的价值与意义起点。与极简主义的最小化（minimalise）动作不同，“还原”不是基于多和少的操作，而是针对事物本体状态的把握和对无限的探求。可以说，正是这一“还原”的执念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前卫本身。艺术史学家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就曾经在《十月》杂志中写道，“先锋派的独创性不仅是对过去的拒斥或消解，还被认为是一种直接的本源，一种从零开始，一种新生”²。而将一切化约为一个新起点的纯粹性理想，则是典型的二十世纪乌托邦意象。在信奉断裂、杂糅和复合的当代语境中，“还原”丧失了其赖以追溯的根源路径，“前卫”也就难以维持在操作层面上的兼容性，它变成一种精神象征，却不再提供具体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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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贺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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