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美术馆：您曾多次来过西安，也参与过很多西安艺术类的活动，在您的印象里，西安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与上海相比较呢?

丁乙：在差不多80年代的时候我去过西安，那时候就仅仅是去看古董，看兵马俑以及各种西安的古代艺术。近几年，因为有了西安美术馆，来西安的频率更多了，反而没有机会去看古代艺术。更多的和西安的当代艺术有了联系，看到了西安当代艺术群体的作品或者其他城市的艺术家在西安美术馆的展览，包括OCAT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20年前与20年后来西安的目的完全不一样了。

至于上海，我们一般都说其是海派文化，它的源头是清末，在之后有一批主流传统的艺术家受西洋绘画的影响，特别是在色彩上有了新的追求，画法上有了变革，形成了“海派”。到了1936年，上海的艺术氛围更加的国际化，也可以说是“洋为中用”，在这一方面，上海在1840年开沪之后奠定了基础，所以上海这个城市本来是国际化的，相比较而言，西安的文化底蕴就比较深厚些。但是，深厚也有其负面影响，包袱就更重一点，上海可能在短短两百年就有很多新鲜血液。特别是近几年，上海又重回1930年文化艺术的繁荣。当然一个城市其艺术的繁荣都有一些基本的元素，这些元素本身要有比较大的艺术家群落;有国立或民营美术场馆、机构;大型的、国际化的博览会，把西方的画廊招进来，把中方的画廊呈现出去;还有一些相对比较持久的艺术画廊的活跃程度;除此之外，还包括政治方面，比如上海现在有了艺术保税区，这些因素为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平台与条件，让艺术可以有了更大的发展余地。

我们也看到今天的西安也有不同的艺术类场馆在推动当代艺术发展，以及西安美术学院对当代艺术的认同，它们之间的结合与互动都会形成一个城市的艺术氛围。

西安美术馆：在本次展览筹办之初，您对西安这座城市和西安民众对您作品的反应有没有什么期待?

丁乙：有期待的，因为去年我在湖北美术馆做了个展，得到的反响和上海最不一样的是观众对展览的评价留言。我觉得这些评价无论好坏是非，都是观众对展览的热情，至少是对本次展览从观看角度的理解。说实在的，在今天的上海，很难有观众留言的现象，观众一般进美术馆不是自拍就是拍作品。他们不会跟展览进行深度的、特别是文字性的互动。前一阵子，我收到西安美术馆发来很多观众的留言。我很期待艺术作品和观众的观赏之间的一种互动和交流。同时，这种互动让我可以思考更多关于艺术的问题。

西安美术馆：在开幕式上，您曾经表示，西安美术馆的展出有三个挑战：来自与古文明城市之间的对话的挑战，来自与西安艺术家对话的挑战，来自与西安美术馆展厅空间的对话的挑战，您觉得这三个挑战完成的怎么样，您如何看待这三个挑战?

丁乙：我要把这三个挑战反过来，第一个挑战是作品与展厅空间的挑战，这个挑战是在一年多前我看过展厅场地后一直在思考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如何与它互动。可以说为西安大型个展的筹备期间一直在思考如何化解西安美术馆高大的场地带来的压力。在最开始的时候就研究西安美术馆的模型，对模型的空间进行了布展上的改造。也为此画了八件3.6m x 2.4m新的大型作品，这个在整个展览呈现上是很有意思的一部分。第二个挑战是与西安古代文化的挑战。一个当代艺术家面对古代文化所做出的一种姿态，对我而言是最大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古文明不是一天积累出来的，它呈现的是非常丰富的艺术成果，经历各朝各代。每一次来西安，我仍然会抽时间去参观陕西省博物馆，实际上是吸收古代文化的营养，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也是表现自己的艺术姿态，艺术定位。我觉得这种挑战更多的是吸取和交流，让自己的作品有所提升。另一种挑战是与西安的当代艺术家对话的挑战，这也是一种交流。西安有很多的艺术家，从不同的艺术角度来呈现他们对所在地的文化和突破这种文化的思考。这种思考对于一个外来艺术家有很多创造的因素，从中也可以理解很多，可以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理解当代艺术。归根结底是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如何走向世界，如何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在世界艺术舞台上有成熟的艺术见解。

西安美术馆：为回应西安美术馆展览空间，您专门创作了8件高达3.6米的木板作品，据说该系列作品是在国内第一次展出，是这样吗，您在创作这几幅作品上又有哪些思考呢?

丁乙：这八件作品不是无缘无故创作的，它是为呼应对面的大型纸上作品，这件纸上作品是去年应巴塞尔“艺术无限”项目的邀请而创作。这件作品在我的构思之初有一种意向，像是一个宏大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不断地有力量从不同的点来爆破。也可以映射出夜空下五彩斑斓的焰火齐放的状态。以这个为引子，这八件作品先是以绿色开始，这些作品也可以看出有同样的意向：深色的夜空下有很多爆破的点、很多烟花的源头在不同程度不同点位的盛放。八件作品中四件绿色的完成后开始进入黑底红色的系列创作，在创作中也不断思考。在最后两件红色作品上，把力量已经作为一种更大能量的调配。所以它在画面中呈现着三个场域，这也是一种爆发，但这种爆发性是把所有均衡的力量打破以后，它所呈现的是更有力量的状态。

西安美术馆：您曾经有说“十示什么都不是”，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这句话以及“十示”的本意呢?

丁乙：“十示”只是艺术家所借助的符号，这种符号从本质上可以说它什么都不是，也许就是一个笔触，笔触是为了塑造内容的笔法。同样在“十示”作品中，最早在1988年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有限时针对性的，那时候的针对是所有抽象艺术都被意象化的看待。在那样的背景下，必须要有切断和现实联系的方法。或者说我的方法是用这个符号来切断的。这样的话，观众面对一个“十”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它的，而是更好的观赏作品本身所要表达的东西。如今，观众对于抽象艺术的概念从认知的角度完全打开了大门，观众不会纠结于作者本人想要表达什么。观众的思维、经验更丰富了，看待抽象艺术的角度更加多元、宏观了。观众怎么理解它就是什么，而对我来说，它可以什么都不是。

西安美术馆：在您的整个创作过程中，从精准时期、口语化时期、材料时期、荧光时期、黑白时期及当下正在发生的新时期，除了您希望大家“忽略意义”、多“关注色彩、线条、画面”上的结构，“能更开放地接受艺术带来的新感觉”，但您的作品似乎也在有客观具体的精准表述，逐步趋向于自我情志的偶然表达，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丁乙：一个艺术家在他的艺术历程中会吸收很多不同的东西，他所生活的背景也在不停的变化。从80年代到今天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这种剧变对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不能教条。我认为，所谓的当代艺术就要吸纳当今社会变革的成果。我们经常说，作品中要有“时代性”，“时代性”就是当今时代所给你的灵感、启发与思考。所以对我来说，早期的作品发展到今天这30年，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背景是密切相关的。从表现形式主义到表现城市化的历程，到对城市化的反思一直到今天更宏观的看这个时代的力量。这是不断转换的。

西安美术馆：艺术的创作多是“带着镣铐跳舞”，理性与感性，克制与随性，可能是您在创作中一直遵循的标准和要把握的节奏，未来的创作中在依然有理性支撑的基础上，您会不会向中国传统文化“写意”精神的趋向，让自我的心性和偶然性更多在作品中体现?

丁乙：其实在创作中，艺术家是和自己已有的创作经验进行对抗。作为一名艺术家，当你的创作时间和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越趋于成熟。所以有时候成熟是一种枷锁、是制约艺术家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障碍。对于我来说，它不是我预想的从中国写意文化里去吸纳的元素。我可能是更大范围的，什么都可以，只要艺术语言，艺术形式符合我的创作相关理念，我都会吸纳和选择。

西安美术馆：您如何看待西安当代艺术的当下和未来，以及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内的位置?你如何看待西安美术馆在西安当代艺术领域所做出的努力和价值?

丁乙：我们经常讲一个城市的当代文化，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一个馆，有时候是一个群体。其实都是!一个城市真正当代文化的建立需要这些元素，它需要一些热心的人、热心的场馆、一大批拥有革命理想的艺术家，这三个元素互相融合产生出更大的力量，来呈现这个城市现代文化的景观。在如今整个变革的背景下，什么都可能，不仅仅是西安，可能是内蒙古，可能是西藏，都会成为当代文化新的重镇。当然，我觉得西安有最好的条件，比如西安美术学院、西安悠久的历史文化，还有一大批正在推动西安当代文化走向世界的艺术家。

西安美术馆：对处于中国古丝绸之路起点的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已经是西安义不容辞的当代使命，除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代艺术的生发和繁荣对西安会意味着什么?

丁乙：我是非常支持一带一路的政策战略。到了此时此刻，中国经济的总量、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都需要中国为世界做更多的东西。当然，我不认为政治是最重要的，可能文化才是重中之重，是其主要的一部分。我想很多的艺术家、文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真正的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怎样和世界产生互动?我们也知道，如果纯粹用古老文化很难有一种绝对的说服力，因为这些东西只代表了一种过去的文明。而如今我们要用一种国际语言,就像APEC也好，国际会议论坛也罢，我们都是在谈全世界最关心的议题，我觉得这是本质的东西，是解决当今世界范围里一些突出和尖锐的东西。同样，艺术也要反映这种现实，在这个现实框架里艺术才能够影响整个世界，影响人类的使命。

采访：刘红昌

录音整理：李睿

摄影摄像：尹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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